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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事出有因
作者:石洋    发布于:2013-05-12 21:34:56    文字:【】【】【

第九章 事出有因

杨鸿森决定从雕漆工艺美术厂调出来,换一个更适合他创作的工作环境。那时的人们调动工作,其情形完全有如后来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升职:能力是次要的,人脉关系最重要。杨鸿森私下联系了几家单位商谈无果后,治气回家摆弄起了他的根雕和盆景艺术。

根雕艺术和盆景艺术都是中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的一部分。根雕是将已经死去的乔木根系按照雕刻家不同的情感意愿和审美趣味,通过人为手段使其成为一种能够表达创作者思想与情感变化的视觉艺术品。而盆景,则与此迥然不同。盆景艺术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灵性、有生命,且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生物个体,创作者在制作盆景过程中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任何富于主观想象和才情的作品都可能被无知者毁于一旦。

相比之下,杨鸿森似乎更喜欢盆景艺术。他说,他在制作盆景艺术品的过程中,首次寻找并体味到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同生共荣的秘诀。他把他的那些大大小小盆景,都看作是天人感应的生命个体,是一组完全有灵性、有思想、有情感、有自我表达意识的生物精灵。

杨鸿森父亲有个曾在干校①一起劳动过的朋友叫袁世民,那时在天水市政府任职。有一天他和一位在市园林处任党委书记的朋友一起来杨家串门,无意中发现大院里杨鸿森已经完成和正在制作的一批盆景大为吃惊。袁世民问:这都是你的杰作?杨鸿森笑而不答,杨鸿森父亲旁边说:娃娃家瞎乱做的。园林处党委书记却在一边连连摆手:不这么简单!俯下身子认认真真看了又看,半天没说话。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杨鸿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市园林处党委书记。他拦住杨鸿森,拐弯抹角寒喧半天,然后突然问:想不想调到我们园林处来?杨鸿森那天纵使有一百条稀奇古怪的想法作垫底,他也绝不会想到对方会问他这个问题。怔了怔,他说:我明天去你们园林处看看行吗?

第二天上午,杨鸿森如约来到位于公园路西侧把头的天水市园林管理处,他们的书记已经在那等着他。看着眼前这个格局完全象花园一般的园林管理机构,杨鸿森后来说,我当时几乎未加思索,就同意了对方的建议。党委书记就笑了,说:调转手续由我们的同志负责去办,你就在家等候消息吧!

几十年以后,杨鸿森回忆说:人间的事儿,但凡看上去容易的,后面必定隐藏着无数的不容易;而那些看上去不容易的事,其后面倒可能包含着某些容易的因素。

园林处党委书记是个办事效率极高的人,当天就指派手下工作人员去雕漆工艺厂商谈杨鸿森的工作调转事宜。可是三天后,他却找到杨鸿森,面带失望之色,幽幽地说:弄半天,你原来不是干部?杨鸿森说:对,我是个工人。他又说:你这个工人,也不是正式工人。杨鸿森说:没错,我是个长期临时工,简称长临工。党委书记甩甩手说:那你只能以临时工身份调过来了!杨鸿森说:我同意。

很多年以后,杨鸿森说:在中国,但凡一位公民,都得有一个职业身份。如教师、医生、公务员,如此等等。我是一个砖场窑工出身的画家,但画家和窑工一样,均不在国家职业身份认定序列。于是,长临工就作为我人生历程中唯一的职业头衔和身份代码,如影相随,一直陪伴我过了几十年。

杨鸿森是1978年年底调入天水市园林管理处的。次年开春,接转手续刚刚办理完毕不久,组织就派他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去江苏考察学习江南盆景根雕制作技术。杨鸿森那是第一次去长江以南地区执行公务。在苏州、无锡和南京,杨鸿森在明察暗访、尽情领略南方根雕盆景艺术精湛制作技艺的同时,头回真正见识了什么是中国江南园林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与夺目辉煌。

杨鸿森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如果说,北方的根雕盆景艺术是将人的生命耐力张扬开了给人看,那么,南方的根雕盆景艺术则是将人张扬开了的生命耐力重新收敛回来给人看。杨鸿森的这段日记从文字上看,虽然有失晦涩敖牙,但其内心的惊诧、探寻和思考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那次江南之行,杨鸿森不仅带回了南方根雕盆景艺术的古典设计思想和制作技巧,他还特意从苏州购回了一部分江南地区清末至民国初期一些根雕盆景艺术大师的传世作品,如民国时期江南才子周瘦鹃的两件盆景艺术作品,即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北方地区不多见的艺术精品。

天水市园林管理处是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因为那时政府尚未设立园林局和文物局,因此园林处还行使着政府的部分文物管理职能,除市区公园、名胜、古建而外,周边地区的一些古寺、名刹、道观、历史遗存等等,也都归园林处管理。如此,杨鸿森在从事根雕盆景艺术品创作的同时,就有机会大量接触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和有关当地地域文化发展脉络的实物资料与文字口碑资料。

伏羲文化和秦文化是杨鸿森那时关注的重点。通过田野调查和民间口碑访谈,杨鸿森首先对史籍记载中有关伏羲是蛇身人首的传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伏羲作为父系氏族时代活跃在渭河流域一带的一位部落联盟酋长,他有可能只是一个患了蛇纹皮肤病而终身无法自行治愈的基因缺损症患者。说伏羲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型尾翼并与美女女娲交合而产生了人类,他认为这完全是后人的穿凿附会。

杨鸿森的假设在不久后当地出土的一件史前人类制作的伏羲陶俑造象上得到了初步证实。那件通高20厘米,衣冠整洁、四肢健全、制作精美的伏羲早期造象上,伏羲脖颈以下的前胸暴露部分的皮肤上清晰可见地排列着连片的蛇纹皮肤斑。更为蹊跷的是,两年后,杨鸿森竟然在当地人群中也发现了数例与伏羲患有同样病症的遗传病患者。杨鸿森认为,这一现象绝非毫无联系的巧合。

在秦文化研究方面,杨鸿森也同样有着诸多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他通过查阅《春秋》《左传》《战国策》和《史记》等历史文献,认为秦王公在走出祖封地天水、移居关中雍城、凤翔之前的数百年间,一定会在其祖先故地留下大量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一旦被发现,也一定是震撼人心的。

1980年后天水市西南70公里礼县境内大堡子山秦王公大型贵族墓葬群的发现,完全证明了杨鸿森这一推断的准确性。只可惜,那次考古发现是由一群盗墓贼仓促完成的。境内外不法商人相互勾结,疯狂盗掘,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被迅速转移,辗转流失海外。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文物保护上的不作为,除了给国家文物造成重大损失外,也深深刺伤了文物研究与保护者的心。

尽管如此,作为秦文化的研究者和保护者,杨鸿森在整个八十年代,都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全力抢救散落民间、尚未出境的零星出土文物。其中,八十年代由他分别捐赠给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甘肃省博物馆的两件国宝级文物,以及1994年捐赠给甘肃省人民政府、后由兰州宁卧庄宾馆鸿森捐赠文物陈列馆收藏的那些价值连城的青铜器,有相当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由杨鸿森辛辛苦苦从民间人士手中花大气力抢救、淘换回来的。文物专家史树青说:杨鸿森先生在抢救和保护国家文物方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他的名字应该载入历史史册②。

1978年是杨鸿森人生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特殊、也至关重要的历史年份。显示这种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标志是:由于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的相继变更,杨鸿森从那时起,逐渐开始了由一个职业山水画家向一个历史学者、一个考古学者、一个古董鉴赏家和文物收藏家的转化。

很多年以后,杨鸿森回忆说:人对自身志趣与爱好的调整与改变,通常源自两大现实驱动:一是趋利。二是逐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秦人的血。研究秦人历史,保护秦人文物,弘扬秦地文化,是我生命中无法推卸的一份责任,是我内心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一条生命大道。我不追随,谁去追随?这就是我24岁时的真实想法。

那年八月,杨鸿森跟随一个画家写生团首次去了趟甘肃敦煌。莫高窟是埋藏在杨鸿森内心深处十几年的一个梦想。还在他十来岁时,父亲就给他断断续续讲述过莫高窟的雄伟壮丽及窟内所藏无数神秘画卷的来龙去脉。但那回当他真正亲眼目睹这些超级绘画精品时,他还是被它的博大和辉煌深深震撼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甘肃籍画家,杨鸿森在陪同一支画家写生团参观完莫高窟最后一个洞穴返回驻地的路上,随团的一个浙江籍小画家突然说;莫高窟如果建在长江边上就好了!杨鸿森当即回答:莫高窟如果建在长江边上,我们今天就只有凭吊它遗址的份了!巧合的是,八年之后的1987年,当他陪同另一个画家写生团在前往敦煌的路上,北京画院一个叫史国良的画家,竟然也发出了与当年南方小画家同样的感慨,随行的另一个画家吴休当即讽刺说:关中人热炕头上要是有真经,唐三藏就不会舍近求远去印度了!逗得旁边的刘春华和王明明嘎嘎大笑不止③。

在敦煌学习逗留期间,杨鸿森联想当年张大迁④不加任何保护措施,名为临摹敦煌壁画,实为破坏莫高窟文物及环境的恶劣行径,义愤之余,他找到当时正在敦煌短期停留、撰写个人回忆录的常书鸿,以极为朴实的语言,向这位数十年如一日甘当洞窟忠诚卫士的老人,当面表达了他的诚挚敬意。这事让随行的另一个叫张曲的甘肃画家想了好几年也没想通那天的杨鸿森何以如此激动。

那年,杨鸿森的职业生涯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一副题名为《雄狮》的画作经甘肃美术出版社选定单独出版,由新华书店总店向全国发行了。杨鸿森后来回忆说,《雄狮》的出版对我来说,它是件是好事,但也是件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它的出版的确给杨鸿森带来了诸多的快乐与荣耀;说它是坏事,是因为这幅画的出版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他的嫉妒、非议和贬损,以至后来甘肃省有个叫李登赢的省长,发现杨鸿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提议调他去省城兰州工作时,一些原来与杨鸿森相熟,或一起工作过的人,甚至包括一位在职的副市长,都对省长的选择提出了质疑。

其实,1979年的杨鸿森与省里这些头头脑脑们并无任何私交关系,他那时甚至都不知道李登赢是干什么的。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个下午,天水市的党政领导陪同李登赢省长在天水市园林处摆样子栽树,等候记者前来拍照发消息,恰好杨鸿森那天也在场。闲得发慌的省长看见杨鸿森满头长发,就问旁边陪同人员:这个年轻人是谁?陪同人员赶紧把杨鸿森拽过去介绍说:他叫杨鸿森,是个画家。李登赢就笑着说:哦,知道,知道。你那幅刚出版的《雄狮》,我们家还挂着一张呢!画家嘛,怪不得头发那么长!旁边陪同的一位副市长赶紧指点杨鸿森说:省长都批评你了,还不赶紧去把长发理掉!那时的杨鸿森就有点烦躁、有点有意较劲了。他转身质问省长:留长发就一定是坏人吗?

这就是后来流传盛广的关于杨鸿森与省长叫板的故事。几十年后,杨鸿森回忆说:其实,我那天并非有意质问省长,只是顺便请教了一个实际问题。再说人家李登赢当时压根也没生气,还直夸我那幅画画得好,问我愿不愿调到兰州去工作。完了还叮咛我以后到兰州务必去他家作客,并给我留了他家的联系电话。

事实上,杨鸿森那年与省长的邂逅,事后看,确实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李登赢省长当时并没有立即决定要把杨鸿森调到省城去。而是中间相隔一年之后,甘肃省委办公厅才派一个处长偕同组织部门的一个同志到天水,亲自找天水市当时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才把杨鸿森以长期临时工(简称长临工)的身份借调到了兰州,并临时安排在省委办公厅下属的宁卧庄宾馆担任了专职画师。

令人费解,同时也让杨鸿森尴尬的是,杨鸿森虽然经过了如此兴师动众的一个调动程序和过程,但他的临时工身份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改变,以至后来杨鸿森的儿子杨成虎都上中学了,同学们还讥笑他是长临工的儿子,气得儿子回家质问父亲:啥叫长临工,你是怎么当上长临工的?面对儿子的质询,杨鸿森想了半天,回答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大公。一个是秦始皇的祖先,叫秦穆公。儿子问:那另一个呢?杨鸿森说:另一个,就是你杨成虎的父亲,叫长临工!

杨鸿森在天水市园林处的工作,事实上一直延续到1980年5月上旬,才算正式告一段落。这期间,杨鸿森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中又接续发生了两件很让人们热心谈论了一阵子的事件,这里值得一说。

《雄狮》的出版和一再加印发行,让杨鸿森在圈里圈外名声大躁。北京画院不断来人来函,希望调他去那里工作。甘肃有关方面自然扭住不放,说我们好容易网住一条大鱼,怎么能让你们半道抢了去?刚刚恢复工作职能的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也立即派人来找杨鸿森,动员他参加他们的组织,并许诺给他一个理事头衔。

杨鸿森那时并不知道美术家协会是干什么的,后来有人告诉他,那是由宣传部主管、文联领导下的半官方社团组织,加入美术家协会是每一个画家艺术家梦寐以求的荣耀。26岁的杨鸿森终于架不住人们的好言劝说和鼓动,下决心填了一张表格,很快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名正式成员。

事实上,杨鸿森那段时间,身边还有一件极为糟心的事在折磨着他,那就是他在天水的女朋友那会儿正在跟他闹别扭,弄得他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后来他躲在老师王世同家那间黑屋子里思考再三,最后决定,还是暂时放下身边这件私事,先到兰州宁卧庄宾馆去上班。他觉得那地方有他的饭碗。父亲曾一再告诫过他,别的事都可以马虎,惟独吃饭碗是不敢马虎的。

杨鸿森是在抑郁寡欢中离开天水返回兰州参加那次甘肃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扩大会的。几十年以后杨鸿森回忆说:我那次离开天水去兰州参加美协会,本来是抱着调整郁闷心情的目的去的,但没想到,我在会上看到的一些情景,却让我本来就郁闷至极的坏心情一下陷入了更加沮丧、更加绝望的境地。一群原本在我印象中温文尔雅、气宇轩昂,人五人六的大画家,为了争夺一个既不提职、也不加薪的常务理事职位,竟然在会上当众撕破脸皮、几乎大打出手,扭成一团。我对美术家协会的美好印象和憧憬,就在那一瞬间,彻底崩溃、彻底破灭了⑤。

杨鸿森回到宁卧庄宾馆立即着手画画,从此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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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干校,全称五七干部劳动学校。是六七十年代创建的一种防止干部蜕化变质的劳动改造组织。
② 这是史树青先生在杨鸿森文物捐赠仪式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史树青是杨鸿森文博方面的挚友。
③ 吴休、史国良、刘春华、王明明都是当时北京画院画家。吴休后来成为杨鸿森最要好的朋友。
④ 张大千,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四川人,1940年前后去敦煌临摹壁画,对洞窟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⑤ 杨鸿森自1981年5月自行脱离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后,从此再未加入过任何社会团体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