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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心有灵犀
作者:石洋    发布于:2013-05-07 21:39:44    文字:【】【】【

第十四章 心有灵犀

无论过去和现在,杨氏家族在天水回民圈子里都是数一数二的人丁大户。杨鸿森父亲这一辈,昆仲数量虽然不济前辈那么繁多,却仍然有兄弟四人。杨鸿森的父亲在家排行老三,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天水度过的。他的大哥、二哥和小弟也都是打小在天水及周边地区做皮毛生意的小商人,工作生活半径始终也没超过300公里。可是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出外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远走几千公里之外。

杨鸿森的长房长兄,也就是他的大伯的长子叫杨新民,他是他们这个家族第一个走出去、同时也走得最远的一个杨氏后人。杨新民是1933生人,1950年17岁时,就参加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远走青藏高原,后来辗转东北、华北、西南,最后在北京石景山落了脚。后来杨家同辈人都叫他北京大哥。

北京大哥虽然远走高飞半辈子,娶的媳妇却仍然是地道的天水本地回民姑娘,这在老辈天水人看来,是杨氏家族的人有家教、懂规矩、不肯数典忘祖的行为表现。加之北京大哥娶的这位媳妇又特别聪明贤惠,天水老家亲戚,不管关系亲疏远近,只要到了北京,他们都一应满盘接待,吃喝住宿一应包圆。因此两口子在族人和街坊邻居中都享有极好的口碑。

杨鸿森从小就知道北京大哥大嫂,加之父亲杨森林自幼非常喜欢和疼爱他这个大侄子,常在孩子们跟前提就起他,并将他树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杨鸿森兄弟姐妹与这位北京大哥、大嫂的关系就更为亲密无间,甚至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同胞兄弟姐妹。

杨鸿森是到宁卧庄宾馆工作以后,因经常有机会去北京公出,才与大哥频繁来往的。当然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缘,从那时起,杨鸿森对大哥大嫂一家也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特别是1988至1990那几年间,杨鸿森几乎每年都要赴北京开会、参展、办事两三回。但凡到了北京,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总要到大哥大嫂家去看看,与大哥大嫂叙叙旧,说说家乡的陈年老事儿,这才依依不舍告别。

杨鸿森的大嫂是1994年因病在北京去世的,年仅63岁,后来葬在了石景山回民公墓。对大哥未将大嫂及时运回天水祖坟安葬,杨鸿森一直是心存缺憾的。他觉得这不仅不合祖制,同时也违背人之常情。所以他一直劝说大哥将大嫂迁回去重新安葬,说不然这将是他心中永远去除不了的一块心病。

石景山是北京西郊最贴近西山主脉的一个行政区域。杨鸿森因为经常去大哥大嫂家走动,所以对西山这一带,特别是天台山、翠微山、平坡山、卢师山、香山、万寿山一带的地形地貌也很熟悉。

杨鸿森熟悉西山地形地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心目中一直很敬仰的一位中国古代小说家,叫曹雪芹的,据说当年就是在这一带居住、写诗、画画、行医、撰写他的《石头记》,而且,最终在不足40岁时①,因贫病交加而死在这一带的。杨鸿森一直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是:曹雪芹究竟是死在西山哪个山村了?

杨鸿森第一次登西山寻访曹雪芹故居是在1988年。那年他从香山脚下键锐营的正白旗、镶黄旗入手,爬上香山后一路奔北,一直到今天北京植物园后山的樱桃沟、退谷一带,然后从樱桃沟继续往北,直达西山最北边的白家疃,耗时整整一天,行程19公里,把这些被人们传说是曹雪芹有可能住过的地方全都细细看了一遍。遗憾的是,这些山村,依杨鸿森的眼光,都不象曹雪芹住过的地方。

曹雪芹在西山的行踪及最终下落,一直是国内外红学家争论不休而又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的问题。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及传说,杨鸿森认为,确定曹雪芹在西山的住处,必须符合四个基本条件:一、远离闹市和绿营防区。曹氏家族是戴罪之人,曹雪芹叙写《石头记》也是违法行为。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曹雪芹选择的住地必须偏僻荒凉,不为政府和闲杂人所注意。二、这个村落还不能过于小巧。因为曹雪芹以画画、行医为生,村落过小不足以养活他。另外,村里还应该有小酒馆、饭铺,能经常为他赊酒、赊饭。三、住地周边地区应该有很多古刹、废寺、名泉和溪流。这是史料中有记载的。四、住地附近还应该有大片的竹林和漫山遍野的红叶。这也是有史料记载的。

根据这几条线索,1990年夏天杨鸿森第二次登西山寻访曹雪芹故居,便将注意力放在了香山以南的天台山、翠微山这一带。天台山、翠微山地处石景山与门头沟接壤之地,这里群山环绕,绿树成荫,古刹、废寺、名泉、溪流四处散落,星罗棋布,甭说200多年前的乾隆时代,即便是建国前后的四、五十年代,这里还都是偏僻荒凉、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完全符合四个基本条件中的一、三两个条件。

接下来,杨鸿森从磨石口(今天的北京人改称叫模式口,是个非常愚蠢的名称)开始,一路奔西北,沿途造访了高井、黑石头、五里坨、三家店等四个古老村落。经过反复勘察、对比、揣摩,对照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杨鸿森初步认定,天台山下的五里陀村,极有可能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

杨鸿森认定五里坨村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主要基于以下五条基本理由:一、五里坨早在明代初年就已形成固定村落名称,并建有玉皇庙、龙王庙、娘娘庙等大小寺庙六座,这些寺庙在清光绪年间还曾经重修,村中有石刻碑记为证。二、五里坨东距京畿阜成门约四十五里,这与有关史料记载的距离大体相当。三、五里坨地处京西运煤古道中段,是当年运煤驼队必经之处,村中有饭铺、酒馆多家。四、五里坨周边五华里范围内有大小几十处古刹、废寺和名泉、溪流。这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五、五里坨村后兴隆山上不仅秋日红叶遍山,山脚周围夏季还有大片竹林生长,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溪水断流后才逐渐枯死绝迹②。五里坨有竹,这在西山是非常罕见的,也是绝无仅有的。

实地考察比较后,杨鸿森还认为,如果曹雪芹当年确实曾在五里坨落脚,那他选择的具体住处一定不会在村里哪个庄户人家,而应该在村后兴隆山南坡坐北朝南的那座娘娘庙里。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一、曹雪芹是流落荒野的世家落魄子弟,住在民间送子女神娘娘庙里既符合他的读书人身份,也方便他行医、画画、叙写《石头记》;二、娘娘庙所在的兴隆山是一座孤山,通高不过百米,但树荫稠密,风景怡人,平日登高远望,周边的天台山、翠微山和散落在山间、山坳的几十座古刹、废寺尽收眼底,这符合曹雪芹一以贯之的个性与审美趣味;三、兴隆山顶端有一块硕大的青紫色的天然巨石③,这或许就是《石头记》中青埂峰的文学原型,而且,兴隆山在民间口碑中自古就有叫小青山的习惯,小青山与青埂峰之间难道不会有渊源关系吗?

回到兰州后,杨鸿森将他的发现告诉了好友石洋。对红学多少也有些兴趣的石洋反复查看过杨鸿森从北京带回的相关资料、照片和一份手绘方位图后,说:将五里坨敲定为曹雪芹曾经住过的地方,这里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杨鸿森问什么环节?石洋说:当地民间口碑资料的旁证。杨鸿森说:下一步怎么做?石洋说:深入那一带的古老村落,寻找那些满肚子陈年旧事的大爷大妈,只要能从他们口中淘渙出半条与曹雪芹或《石头记》相关的线索,你这篇考证文章就算做成功了!

遗憾的是,此后的十多年里,杨鸿森忙于纠缠身边其他琐事,一直再没机会去五里坨做这种耗时费力的乡间田野调查和民间口碑资料走访工作。直到17年后的2007年春节前夕,杨鸿森打算在北京西山一带寻访一处地方建立他的绘画工作室,这才又想到了十几年以前曾经到过的五里坨,赶紧跑到石景山找年已古稀的北京大哥。正好,北京大哥的儿子杨晓宝那会儿就在五里坨街道办事处武装部工作。一打听才知道,杨鸿森17年前看过的兴隆山南坡那片娘娘庙废墟,已经在三年前由区政府出资,重建了一座仿古小四合院④,准备招商为社区做一个文化方面的项目呢!

十多天后,在侄子杨晓宝的热心串掇下,通过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杨鸿森满怀激情将兴隆山南坡那座新建的仿古小四合院整体租下来作了他的绘画工作室。于是,他那篇17年前尚未来得及做完的《曹雪芹在西山》的考证文章,这下就又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可能。这是后话。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1990年那个多雨的夏天。7月中旬,杨鸿森从北京回到兰州。还在北京时,妻子就打电话来商量他们离婚的事⑤。那时,杨鸿森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他既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但贾霖隔三差五的电话和语气坚定的话语已使他确信:离婚,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发不成了。

回顾七年的婚姻生活,杨鸿森那时的想法是,婚姻就象一台汽车,牌子再名贵,经过七年的颠簸,基本也都是破车了。如果两口子碰巧都是技术娴熟、责任心强的驾驶员,成天这儿修修,那儿补补,这台破车幸许还能再开个十年二十年的;如果不是,那就只有提前报废了。杨鸿森认为,他和贾霖两人基本都是既无技术水准,又无责任之心的驾驶员。因此,提前把车开报废,一点也不奇怪。

唯一感觉棘手的是两个孩子。娟娟那时刚满6岁,虎虎尚不足4岁,虽说小不更事,但他们毕竟已能分清好事坏事。爸爸、妈妈分手,对他们来说,不是失去父爱,就是失去母爱。这样的选择,对于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毕竟是一件过于残忍的事情。这也是杨鸿森为什么在北京打电话时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的原因。他在犹豫。

但在妻子这一方来说,情况又完全不同。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一位淳朴率真的汉族姑娘。为了爱情和幸福,不惜背叛家庭,勇敢走进穆斯林家庭生活;后来在给杨鸿森作了七年妻子、生下两个活泼可爱的小穆斯林后,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婚姻的不合理和荒谬,因此两人分手对她而言,解脱的成分可能更多一些。至于孩子,她是已下定决心决不放手的。这也是她对离婚义无反顾的根本原因。

离婚手续是在数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办完的。那几天,他俩既无争执,也无怨恨,就象当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那样,恭恭敬敬递上离婚协议书,然后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心平气和走进去,屏声静气走出来,完全有如刚刚完成了一桩两人谋划已久的郊外踏青计划,临走还不忘互相说了一声再见!

与平常年份相比,1990年的秋天似乎来得要早一些。刚进入9月中旬,宁卧庄宾馆大院的梧桐和青槐就开始落叶了。杨鸿森那时的心情就象大院里满地飘落的枯黄树叶,秋风把它吹到哪儿,它就在哪儿随意逗留,一点主动性都没有。人说,离婚对女人是一场灾难。杨鸿森的体会是,离婚对男人来说,不亚于一场浩劫。

周边的一些诗友、画友、酒友,听说杨鸿森离婚了,都陆续跑来看他,给他送上廉价的同情和安慰;有人甚至开始四处张罗,要给他串掇一个新的女朋友。惟有远在广东出差的石洋,从旅馆打来长途电话,对他脱离人间苦海表达了谨慎的祝贺,说:知足吧,你。再作一回单身,有何不好!

杨鸿森对狐朋狗友们的同情、安慰和祝贺,一概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杨鸿森骨子里是个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人。他草草收拾了一下劫后余生、一片狼籍的家,只身拎了只简单的行包,重新回到宾馆画室住下,象模象样开始了他生命历程中的第二段苦行僧生活。

从国庆到元旦,整整三个多月时间,杨鸿森象只越冬的鼹鼠,白天黑夜蜗居在他那间五十平米的画室中。没人知道他那会儿在想什么,也没人知道他那会儿在干什么。其实,杨鸿森那会儿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干。他在画画,专心致志画他那些早已了然于心的感悟与思考,将他多年来沉积于胸的无数别屈和愤闷化作五彩缤纷、抑扬顿错的线条,全部倾注进了他那数十幅精彩绝伦的画卷之中。

这期间,杨鸿森忽然对被后人称作“元四家”⑥之一的王蒙和倪瓒产生了极大兴趣。

王蒙和倪瓒是一直倍受人们推崇的两位古代山水画大师。王蒙与倪瓒基本是同时代人,只是王蒙的年岁比倪瓒稍长一些。官方正史的记载是,王蒙生于1289年,比倪瓒大17岁;卒于1385年,比倪瓒晚11年。相同的是,王蒙和倪瓒都是元中期著名山水画家,且都是思想极为活跃的山林隐士。

1990年秋冬那段日子,杨鸿森在创作自己那几十幅山水花鸟画的同时,每天花3-4小时精心临摹王蒙、倪瓒的精品画作。三个月下来,数量竟达四十幅之多。特别是王蒙的《夏日山居图》《春山读书图》《花溪渔隐图》《青卞隐居图》和倪瓒的《雨后空林图》《幽涧寒松图》等精品名作,每幅都临摹达三张以上。

杨鸿森认为,王蒙和倪瓒都是元蒙入主中原后出生并隐居山林的汉族传统士大夫。由于政治时局的变异,他们在被迫放弃入仕做官的人生目标后,同时也放弃了对传统儒家世俗思想的追随。这种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变,将他们一步步引向老庄,引向无为,而这却正好成全了他们后来的艺术追求。

王蒙出身世家,从小受过极好的家庭教育。归隐山林后的王蒙,在吟诗绘画、欣赏自然山林之美的同时,一直不忘研习道家学说理论,时时厉行修身养性,处处注重个人品行。因此他的作品在表现自然山川之美的同时,又时时显露出某种带有自然神性的泛道德意味。这其实也正是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能够在后世几百年里不断受到世人追捧的原因。

与王蒙相比,倪瓒则是一个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绘画大师。他的画作在极尽表现山川之美、用心渲染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同时,丹青笔墨所到之处,又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某些讽世嫉俗的天性,这说明,倪瓒在追随老庄、回归自然的同时,骨子里其实并未放弃对世俗世界的批判立场。

几十年以后,杨鸿森回忆说:王蒙和倪瓒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绘画领域里不可多见的两个大师级人物。研习揣摩他们的画作,使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悟性在绘画艺术创作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相比之下,这二人对我后来绘画风格的形成及思想与主题表达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石涛、朱耷,实践中占据着第一、第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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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曹雪芹的生卒年月一直是红学界争执不休且始终没有定论的一个问题。周汝昌先生在《曹学芹小传》中的说法是,曹雪芹大约生于1724年(清雍正二年),死于1763年(清乾隆二十八年),享年39岁。但另一位红学家戴不凡则认为,曹雪芹的生年应该在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
② 杨鸿森的长房长兄杨新民和他一位叫马旭武的外甥五十年代中期均在石景山的三家店、五里坨一带工作生活过多年,他们一致认为,最晚在1960年前后,兴隆山四周地区尚有大片竹林存在。
③ 这块被传说是《红楼梦》里青埂峰原型的青紫色巨石,在2004年修建小青山公园的施工过程中曾被削去一大块,剩余部分被水泥路面覆盖,但路两侧树丛中仍各有一部分露在外面。可参看。
④ 这个新建的小四合院仍被当地人称其为娘娘庙。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还有人前往烧香朝拜。
⑤ 事实上,这个期间,一个叫马瑞娟的年轻女人已经悄悄走进了杨鸿森的生活。马瑞娟是哲派领袖马重雍的外孙女。这个名门出身、敢爱敢恨、活力四射、魅力无穷的天水女人,给杨鸿森的生活曾带来无限快乐与慰籍。但这个女人也不知什么原因,最终却并没有与杨鸿森走到一起。她的出现,仅仅对杨鸿森与贾霖婚姻的最终解除,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
⑥ 元四家是后人叠加的一种说法。这四位元代山水画家分别是: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倪瓒。